对于监察委员会的组织结构、机构设置、职权范围等内容，可规定在《监察委员会组织法》当中。
其二，在身份上，一国立法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其所遗留的空隙自然需要特定社会规则的补足，而具有正式官方身份的软法理应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更多的重视。而在那些硬法力有不逮或鞭长莫及的领域，则应正式承认社会规则身份并充分发挥其治理效用，这就要求在特定领域为软法的实施创设必要的条件，如通过现代网络通信手段夯实旅游行业熟人社会的基础，使软法的认可、信誉、讥讽等主要效力机制得以切实发生——事实上，舆论对黑名单的关注本身就可被解读为营造软法效力机制的重要一环。
首先不应否认的是，黑名单的发布确实具有相当充分的法律基础。就国家旅游局的这份黑名单而言，长出牙齿至少面临如下两方面的限制。（三）违反旅游目的地社会风俗、民族生活习惯。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尤其是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第80条）。发挥社会组织对其成员的行为导引、规则约束、权益维护作用。
第14条又进一步确认：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六）不顾劝阻、警示从事危及自身以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活动。半推半就式仅仅在输出国对输入国保持着某种超出武力支配之外的其它支配力时方才有效，而显然，中国尚不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而且这种模式也暗含着道德缺陷，与我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不符。
而对佛教的良好法律治理，同样有助于拉近与东南亚佛教国家乃至与印度的距离，促成各国之间法律文化的深层次沟通。而由于人口、资源和发展阶段的相似性，印度和中国相互借鉴法律制度的空间更大，内容更多。很多容易引起世界诟病的做法和提法，应受到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反思性检验，然后灵敏地作出调整。而香港吸收英国普通法传统，融合自由港的商业资本主义实践形成的高效、廉洁法治体系，对世界很多国家都不无吸引力。
广阔的地域，穿越东西方的线路，使一带一路几乎涵盖了比较法中现存所有的法系类型，特别是伊斯兰法系和印度法系，这对中西方绝大多数学者而言都是颇为陌生的。而武力强加式在以和平和发展为时代主题的21世纪，几乎不再可能。
从观念之维来看，我们应避免五个观念陷阱。【编者按】 据2015年统计，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多达66个，横跨亚、非、欧、美四大洲，若综合考察其辐射效应，则很可能覆盖全球。在历史上，第三世界国家饱受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宰、欺凌和剥削，一直到今天， 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以及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新型殖民主义的种种做法，都成为全球有志之士批判的对象。近年来，在我国海外投资过程中，很多项目遭遇挫折，甚至最终流产，究其原因，都与我们抱着功利主义发展观，工具主义法律观，好走上层路线，对东道国的经济、社会、法律复杂性缺乏深刻认识密切相关，在这一点上， 我们付出的代价相当沉重。
法国比较法学家罗格朗（Legrand）认为，各国法制作为文化整体不可移植 ，而德国法社会学家托伊布纳（Teubner）也认为，各国法律系统具有规范封闭性，外来法律信息仅能造成刺激，而无法互相移植 ，这些洞见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律与特定社会情境的紧密相关性，强调了法律移植的难度。其三，应避免隐性殖民主义观。在程序法被占领的地方，标准这一细小却远非不重要的领域却未必被完全占领。第四，法律移植什么？这无疑又是一个看似简单，却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其中却暗藏大量的误解和误区。
与此相反，恰是交互的法律移植，有利于使特定国家的法律职业群体在沟通和碰撞中反思自己习焉不察的意识形态，并做出有益的改进。法律全球化不仅对经济效益产生深远影响，它也会与全球化的其它界面，如政治、科学和文化相互关联，产生种种复杂效应。
而另一方面，中国在从事和参与法律移植的过程中，理应抱着沟通和相互学习的态度，与各国共同致力于寻找更佳法治安排的探索，这与输出革命旨趣完全不同。因此，充分培植体现全球价值观的跨国非政府组织，使其在与一带一路各国进行非官方交流的过程中推广中国法的有益制度、理念和实践，完全可能。
根据高鸿钧教授的研究，在法律移植中，处于氏族和部落时期的人类社会，法律移植受文化因素影响极强，法律移植难度较大，在国家产生之后至现代社会之前的传统社会，则政治和文化因素对法律移植影响力较强。而在全球化时代，恰恰是这种法律一元论无法再描述法律全球化的复杂性，一种法律多元论呼之欲出。第一，为什么从事法律移植？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决策层和参与者中并未取得充分沟通和相互理解，远未达成一致意见。近年来，中国影视作品开始走出国门，向更多国家播放，而通过这些媒介，将中国的法理念和法文化搭载、传播，不失为巧妙的方法。值得一提的是，在信息时代，文学艺术、电影电视作品和互联网信息产品，以及跨国传媒在传播法律理念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在一带一路上，可谓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人类社会全部存在，对法律移植主导范式的反思就变得非常重要。
加之在建国以后，我国曾经有过短暂的输出革命时期，这也使一些学者产生了相应联想，认为法律移植也是类似于输出革命的活动。从比较法学家的视角看来，和其它国家一样，中国法并非单一的图景，而更加接近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和瓜塔利所描绘的千高原。
恰如笔者在文中已经强调的，法律移植必须与法律改革并肩而行，相互支持，法律输出必须与法律输入彼此互补，相得益彰。第二，谁来从事法律移植？在传统法律移植理论中，民族国家政府是法律移植理所当然的提出者和执行人，这一点在具有久远国家中心主义传统的中国，更容易成为未加反思的公论。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将为中国法治事业提供重要的历史机遇，而能否抓住机遇，实现中国法治的现代化和全球化，需要我们彻底转变自身文明根深蒂固的内向性，以汉、唐时代我们文明曾经具有的广大胸怀克服我执、海纳百川、包容万有，进一步开启学习过程，向中国法律文明的自我更新迈进。除了企业，非政府组织在法律移植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与此相匹配，可着力发挥中国大型律师事务所、国家仲裁机构与中国企业之间的配合作用，打造体现中国利益和中国关注的新商人法。种种法律全球化现象表明，在实体法为西方法所充斥的地方，程序法未必被完全占领。这两种忧虑合在一起，使学术界对于一带一路中法律移植问题的思考一直踟蹰不前。所谓线性法律与发展观，是指认为所有人类社会都必然经历统一发展历程，而法律也随着人类社会统一发展阶段而发生变化的观念。
进入专题： 一带一路 中国法律移植 。尽管宗教可归类于文化因素，但它无疑是影响巨大、机理独特的文化因素，在全球化时代，宗教因素不仅没有衰减，反而有复兴的趋势。
美国法律移植的实践表明，一些以人权、法治、环保等名义在全球活动的跨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极为明显，由于这些组织宣称自己不牵涉经济利益，而以传播普世价值为己任，很容易借助全球公共领域产生广泛影响，且道德公信力一般高于企业和政府。必须加以澄清的是，全球化过程远非单纯的经济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绝非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的附属现象，二者虽然在某种情境下实现结构耦合，但总体而言，法律的全球化是一种独立现象，需要给予重视。
我们应严防以法律移植为手段，在非洲、拉美和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形成隐性的殖民主义体系。但这并不等于非西方国家全无展示的舞台，相反，在某些新兴领域，或者某些西方国家未予充分占领的领域，仍有抢占法律市场的可能性，印度药品知识产权制度便是一个引起人们广泛兴趣的例子。
但美国法律与发展运动的历程表明，在全球化时代，法律移植必然是多元主体从事的事业，即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法律职业群体、学术界乃至艺术界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法律移植过程，其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未必是中心性的，更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这种法律企业家在欧盟法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不仅包括在世界游走，任教、任职的母国法律人才，而且包括活跃于各种世界组织，从事法律业务的公务员、律师和发展问题专家。从美国的经验看来，似乎法律移植本身就是一种法律意识形态的输出，二者密不可分。笔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法律移植是一种普遍存在，极为活跃的法律现象，其中一部分现象固然牵涉法律意识形态，更多的法律移植现象却与种种不同的观念、思想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千变万化的面貌，很难有一种意识形态主宰所有的法律移植，因此法律意识形态对法律移植的绑定作用，十分有限。
我国首先将面临的困境就是，西方法律制度已经充斥全球法律市场，以至于为非西方国家留下的空间十分有限。因此，中国唯有在平等相待，自愿合作，相互学习的基础上推动相互的法律移植、法律沟通和法律协调一途。
但从长远来看，法律工具主义害处甚大，它无视法律背后丰富的情境因素和价值关联，忽略法律隐藏的阶级冲突和利益斗争，对商人阶层与本土权贵的勾结不闻不问。因此，在与各国进行经济交往过程中，意识到这种差异性意义重大。
同时也可定向培养终身从事印度、俄罗斯、拉美、非洲以及伊斯兰地区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专家，及早为一带一路提供知识储备，在这一方面，清华大学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值得推广。此外，在某些生活落后的非洲地区，某些产品法律标准在西方后工业社会早已淘汰、过时，在非洲地区却有现实需要，此时从非洲地区国家的立场和角度，参与制定广泛的行业法律标准，对于获得非洲法律市场殊为有利。
